2019年11月7日，我（蒋乐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第一次见到时任浦江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利民。这应该是徐利民接手上山工作后第一次带队外出考察取经，也是他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工作的开始。那次，他们的行程还包括桥头与良渚。

　　圆润的脸庞、亮堂的额头、大大的眼睛、开朗的嗓门，徐利民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真率、随和，干练而值得信任。从此，我们一起工作的时间接近三年。他是浦江县委领导，我是省考古所的业务人员，这三年，我们成了工作联系最为紧密的“同事”。三年中，我们一起为上山文化注入新活力四处奔走，可谓竭尽了全力。我们一起探讨问题、寻找方向，为凝聚共识求师问道、觅贤访友、接待来宾。在机场、旅馆或其他场合，因高兴或烦闷也一起喝过酒。尤其是上山遗址公园，几乎成为徐利民的上班地点，为了搞好遗址公园和博物馆，提升建设档次，更好地展示上山文化的独特魅力，耗费了他很多很多的精力。每当我在遗址公园转悠，总感到徐利民在哪个转角处会突然走出来。这里留下了他太多太多的东西。

　　2021年4月20日，蒋乐平（左）、徐利民（右）陪同申遗专家、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陈同滨参观浦江上山遗址公园。浦宁/摄

　　徐利民是2022年9月20日离世的，已经整整一年过去了。

　　记得徐利民去世的次日，他的一位好友就在微信中发了一首悼念诗，其中一句是“上山已遂万年愿，不见当年擎旗人”。这里所“擎”的肯定是指“申遗”这面旗帜。这一年中，每每想起徐利民，“擎旗人”形象便会跃入眼帘。这或许就是上山文化“转折期”徐利民所起到的特殊作用的真实写照吧！对此，我这个“过来人”的体会可能会更深刻一点。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徐利民是淳朴、热情、聪敏的浦江人民的一个代表，在他的背后，还有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浦江人，让我难以忘怀。从这个角度，浦江确有资格拥有上山文化。

2021年4月20日，徐利民（左）在上山文化遗址群考察第二站——义乌桥头遗址。

　　2000年，因为浦阳江流域考古调查，我来到了浦江，结识了同样淳朴、热情的芮顺淦馆长。当年，我们就发现了不塘山背良渚文化墓地，也发现了濒临破坏的上山遗址。当我提议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时，芮顺淦利用他在浦江的影响力，在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促使县政府拨款12万元，使得2001年的考古发掘工作顺利进行。尽管当年关注的重点是不塘山背，但上山也一刻没有耽误地发掘了。这是火种，让我们充满期待并值得去小心呵护的火种。遗憾的是，2003年上山10000年的测年结果刚出来，芮顺淦却匆匆离开了文物部门。

　　所幸，盛丹平馆长与博物馆的同事们接过了这个班。在省文物局、省考古研究所和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我们一起干成的最大事情就是在2006年举办了“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在这次大会上，“上山文化”成功命名，这是火种放出了光芒。上山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具备了基础的影响力。

　　2008年后，因为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全面开展，在浦江的考古工作停下来了。我担任了金华市地下文物普查指导员，这使得我有条件将考古调查的范围延伸到了金华全域，并向周边扩展，上山文化的考古工作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来。随着遗址一个又一个地发现，遗址群的概念开始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2014年，我应《浙江发展蓝皮书（文化卷）》约稿，在撰写的《钱塘江流域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保护现状及建议》一文中，第一次将钱塘江流域与西亚新月形地带作了比较联系，试图从东西并峙的角度提升上山文化在农业起源中的地位，并将遗址群的价值及保护问题从文化遗产角度提了出来。也在那段时间，国际著名植物考古学家、加拿大科学院院士、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盖里·克劳福德因湖西遗址的合作研究来到永康，在记者采访时，我请他谈谈上山文化的“世界文化遗产”价值。这大约是上山“申遗”想法的初萌期。、

　　一个重要的转折是2016年。这一年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成功召开了“上山文化命名十周年暨稻作农业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二是建成了上山遗址博物馆和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在这历时一年多的建设与筹备过程中，县委县政府领导对这项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浦江县博物馆又接下了这一繁重的任务，馆长朱江平义不容辞地又充当了主要的角色。

　　但这个阶段，“申遗”也还只是小范围、低频度的用词，我这个发掘者偶尔说出口，还有点羞羞答答。有资格申遗的是良渚啊，那是多么高不可攀的存在。“申遗”口号的真正叫响，是2019年徐利民分管这一块工作之后。这一年，良渚申遗成功。

2020年12月27日，徐利民（中）陪同南京农业大学潘根兴教授一行参观上山考古遗址公园。

　　总结一下，徐利民领命到上山文化岗位之后，所做的最重要的几件事，一是举办2020年的“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二是推动上山文化进京，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上山文化特展；三是成立“上山文化遗址联盟”，正式提出“申遗”目标并成为政府的行为。这三点一步一个脚印，接力将上山文化工作推向“上山”之巅。这虽然离不开各方的协同努力，包括金华日报等媒体的推波助澜，但徐利民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徐利民是带着使命来到上山的。后来我们一些熟悉的朋友私下总结，认为他身上具备三方面的优秀品质。一是对事业的忠诚。很显然，他作为新上任的宣传部长分管上山这块工作，并不是他的主动选择，而是分配给他的任务，但一旦接受之后，他便拥有了完成任务的强大责任感。二是他的情怀。当他对上山文化逐渐认识之后，内心便对考古与历史有了一个高度的定位，这不仅仅是悟性，更多是与生俱来的情怀，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做好了上山这件事，他此生无憾。三是他的工作水平。他从乡镇干部做起，具备处置各种复杂情况的能力。后来与众多的学者、考古学家、文物工作者打交道，更显得得心应手。

2022年4月8日，徐利民（中）考察后陈遗址。

　　三年的共事不长也不短，可供回忆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就截取记忆较为特殊的几个片段吧。

　　2020年10月22日，为上山题词一事，徐利民邀请我一道去长沙拜访袁隆平先生。老先生可不是想见就能见的，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由金华市农科院牵头联系，记得约定的拜访时间是15分钟左右。如何利用好这有限的时间，徐利民工作的细心确实让我心生佩服。他安排给我的任务，是向袁老介绍上山文化。为了让介绍更为简明，他事先已经印好了几页纸的简单图册，特别将稻米和石磨盘放大。最后的效果当然很不错，取得老先生的高度认可，拜访时间也愉快地延长到40多分钟。关于题词内容，徐利民事先曾拟“万年上山世界稻源”和“万年上山 稻作起源”两联征求我的意见。现在，“万年上山 世界稻源”成为上山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宣传词。

2020年10月21日，徐利民（左）拜访“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陪徐利民第一次进京拜访严文明先生要更早一点，是2020年8月12日。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请严先生支持正在筹备的“纪念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去之前我联系过严师母，得知在疫情期间，北大为保护老先生的安全，进小区之前需要取得所在的蓝旗营小区居委会的同意。进京之后联系，居委会表态不建议拜访。那天晚上给严先生家打电话，又没有打通。第二天在早餐厅与徐利民见面，我有点打退堂鼓，事关严先生的健康安全，压力确实比较大。徐利民没有见过严先生，知道严先生一直以来对上山的关心支持，很想拜见。看到我为难，又有点不甘心，就提出一定要把心意带到，送点礼物放到居委会。正在这个时候，严师母给我来电话了。就这样，我们约好在小区公园里见面。只要一见面，我的任务就宣告完成，因为有徐利民在。后来，徐利民果然与严先生成了忘年交。严先生虽然因为年事已高不能亲自出席，但专门为会议发来了视频讲话。

2020年8月12日，徐利民（左）带队拜访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文明。

　　2021年，如何将国家博物馆的上山展览办好，大家都花费了很多心血。后来展览内容基本搞定，但展览名称迟迟没能定下来。因为国家博物馆对展览名很重视，并否定了原来的定名。如何定新名，大家意见纷呈，也出现了较具权威性的选项，但我和徐利民都不是很满意，又苦于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为此，我和徐利民在微信里相互出题讨论，最后我提出“稻·源·启明”的主标题，徐利民表示赞同，但他一度也对他自己取的“启明·稻可道”比较中意。后来他把好几个备选名称发给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葛学斌，请他来定。葛学斌选定了“稻·源·启明——上山文化考古特展”的展览名称。

　　2021年4月27日，徐利民（左）拜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商讨上山文化命名15周年国博特展及座谈会相关事宜。

　　生命如烟。这一切都成了往事，看起来又是那么的琐碎，但上山的故事确实就是这样写成的。

　　历史也是这么写成的，正如遗址博物馆里展览的一件件拼复起来的陶器。

　　此时此刻，我恍惚看到徐利民正欣慰地观看着最近更新了的遗址展览。

　　上山的今天，是他的笑容。

　　（蒋乐平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