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五一棚”，估计很多“猫粉”们都不陌生， 其早已成为全球大熊猫研究者的“朝圣之地”。以“五一棚”为起点，无数大熊猫科研工作者、保护者从这里出发，将他们的毕生献给了大熊猫保护事业。如今，去往“五一棚”的“路”，经过一代代大熊猫科研工作者的前赴后继，也已被踏平了不少，但对于一般人来说，仍需手脚并用爬上一两个小时才能到达。

　　早在四十多年前的1978年，被誉为“熊猫教父”的胡锦矗，在海拔2520米的卧龙自然保护区的一座小山上搭起帐篷，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开始了世界上最早的野外大熊猫研究工作。因为观察站的帐篷距离水源地有51级台阶，便取名“五一棚”。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胡锦矗发明了至今还被沿用的通过大熊猫粪便确定其种群基本情况的“胡氏方法”。

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邓池沟大熊猫文化宣传教育中心的大熊猫（光明网记者 于天明摄）

　　在早期的对于圈养大熊猫研究中，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科研工作者，这就是大熊猫繁育面临的“发情难、配种受孕难、育幼成活难”的问题。科研工作者们通过长期探索，找到了最适合大熊猫生长发育的饲养饲料，培训锻炼大熊猫的后肢力量的同时，通过爱心喂养让大熊猫能够拥有良好心情，在一系列科研攻关后，终于解决了大熊猫的繁育“三难”问题。

　　几十年来，从胡锦矗开始的中国大熊猫研究人员的工作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切实壮大野生大熊猫种群，让这一濒危物种能自然延续下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近年来，大熊猫野化放归成为重要的探索方向。

　　2003年，我国首次启动对圈养大熊猫野花培训放归工作。

　　在圈养大熊猫的日常生活中，科研人员们十分注重对于大熊猫生存环境的塑造。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兽医师宋超表示，团队一直在积极推进近自然的饲养方式，努力为大熊猫营造接近野外的生存环境。“我们在活动场内种植有四照花、珙桐等大熊猫伴生植物，在活动场外种植有高山杜鹃、竹类等多层次的植物，努力为大熊猫营造一个接近自然的生态环境，这样在大熊猫回归野外之后，也能很好地对野外环境进行适应。”

　　在野化培训过程中，科研人员还会在大熊猫的生活区域内，播放雪豹或黄喉貂的声音，并在某些地方洒上它们的尿液，让大熊猫们产生危机意识和躲避意识，从而培养大熊猫躲避天敌等野外生存能力。

红外相机拍摄的大熊猫在野外活动场景（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关坝村供图）

　　除此之外，对于经过训练，达到放归条件后被放归的大熊猫，科研人员会通过项圈无线电跟踪、GPS定位、活动痕迹定位等技术手段，研究大熊猫在野外的日均移动距离、活动范围、活动节律、觅食选择、栖息地选择等内容，并分析其融入当地大熊猫种群的情况，以保证大熊猫的安全和种群的复壮。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栗子坪片区，有我国首个大熊猫野化放归基地。至今已放归的11只大熊猫中，有9只是从栗子坪回归山林的，“中国大熊猫放归之乡”由此得名。

　　参与了多次大熊猫放归工作的大熊猫国家公园栗子坪保护区大熊猫监测巡护队巡护员黄豪告诉记者：“印象最深的就是对‘泸欣’的放归，它来自邛崃山系最后被放归到位于小相岭山系的栗子坪保护区。”后来，科研人员在红外相机拍摄到的景象中发现，“泸欣”身后紧紧跟随着一只大熊猫宝宝。经过DNA样本收集和遗传分析显示，这只大熊猫宝宝的“爸爸”正是栗子坪保护区的另外一只野生大熊猫。这证实了大熊猫“泸欣”已经完全适应放归地环境，顺利融入了当地大熊猫种群。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野外放归大熊猫“母带仔”场景（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关坝村供图）

　　也正是因为“泸欣”的成功经验，此后，“淘淘”“张想”“雪雪”“华姣”“华妍”“张梦”“八喜”“映雪”8只大熊猫在栗子坪保护区相继被放归。

　　黄豪告诉记者：“从之前的成功经验来看，野化放归之路是正确且漫长的，看到大熊猫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本就属于它们的家园，我们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这种心情可能只有参与过大熊猫放归的人才能体会。”

　　除了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一些企业为了大熊猫的野化放归路也在努力着。例如京东物流就曾联合公益组织发起了“熊猫后院计划”，并捐赠资金用于为大熊猫救助野化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从胡锦矗到如今的青年科研工作者，从五一棚到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正式设立，大熊猫从“濒危”到“易危”……如今，我国大熊猫科技研究不断进步，大熊猫种群不断扩大，科研工作者们却从未停下脚步，他们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这片沃土上，继续诉说着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平凡而又传奇的故事。（靳铃涵、王媛、于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