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文艺力量】

　　烈日灼烧，绳索深勒进肩膀。一群筑路工人弓身拖拽巨大石磙的画面，深深刺入了导演孙瑜的眼中——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林卉说，正是这样的场景，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经典影片《大路》诞生的火种。

电影《大路》剧照（受访者提供）

　　《大路》这部影片由孙瑜编剧并导演、联华电影制片厂制作，诞生于关系民族危亡的1934年。彼时，“九一八事变”已过去三年，国人的民族意识被唤醒；1932年的淞沪抗战刚刚结束，让许多人明白不抵抗无法取胜。然而，国民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政治分裂，经济凋敝，老百姓的日子特别凄惨。”林卉说，“《大路》就是在这样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推出的，它号召大家一致对外，抵抗外族侵略，工人、农民、小商贩都要团结起来。”但为应对国民政府的审查，影片中只能将日军称为“矮鬼”，将抗日写作“抗敌”。

导演孙瑜回顾电影《大路》的创作历程（受访者提供）

　　《大路》讲述了性格各异的筑路工人在汉奸破坏和敌国空袭的严峻环境下，拼死修筑一条军用公路的故事。影片没有单一主角。金焰饰演的金哥，和他的几位筑路兄弟，以及开小饭铺的丁香、茉莉、丁老板等小人物，共同构成了一幅主角群像。林卉说：“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把工人群体作为抗战主体搬上银幕，意义重大。”金哥婴儿时目睹母亲在逃难中去世，十岁随父成为筑路工，后又失去父亲，这个角色也是那个年代许多底层工人命运的缩影。

　　影片中塑造不同角色时的对比给林卉留下了深刻印象。面对敌国特务“收下支票、马上停工，否则吃炸弹”的威胁，汉奸选择了利益。但当汉奸用银票利诱、皮鞭威胁工人停工或离开时，金哥等人却严词拒绝：“我们逃命后，恐怕有千万人要送命，我们不赚‘聪明钱’！”军情紧急，有工友因害怕敌军打来或担心拿不到工钱而动摇时，金哥却说：“我们不逃！”这句坚定的“不逃”，瞬间稳住了动摇的人心，更凝聚了当时工人群体不屈的意志和抗争到底的信念。

　　这群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惧死亡的筑路工人们，修筑的到底是条什么“路”？林卉说：“‘路’本身有丰富的含义。”影片里，筑路工人们修筑的是一条现实的军用道路，方便士兵和物资能快速抵达前线。但正如主题曲《大路歌》所唱‘这是一条通往自由的大路’，这条路更是民众心中的精神自由之路。

《大路歌》曲谱（受访者提供）

　　由孙瑜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曲《大路歌》，也是影片的灵魂之一。林卉介绍，孙瑜与聂耳1932年就相识，聂耳还客串过孙瑜的其他作品。1934年5月，孙瑜创作剧本时写好歌词，他找到聂耳，希望谱出类似《伏尔加船夫曲》的劳动号子风格，展现筑路工人集体前进的力量。林卉提到一个细节：“聂耳去孙瑜家里弹唱了这首歌，家里的几个孩子听了都兴奋地跟着唱起来。”当天，两人又去主演金焰家唱了一遍，金焰有感而发，提了些建议并被聂耳采纳。最终，《大路歌》曲谱上印着：孙瑜作词，聂耳作曲，金焰主唱。

　　1935年元旦，《大路》上映，反响强烈。“它让观众深刻意识到，抗战必须全民团结，不分阶层。这部影片甚至影响了当时的国民政府，促使当局更重视抵抗外侮。”林卉说。不仅如此，影片及歌曲还流传至海外华人社区，“激发了海外华人收集物资支援国内抗战的热潮。”主题曲《大路歌》、插曲《凤阳花鼓》等曲目后续被美国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和爱国人士刘良模收录到专辑《起来，新中国之歌》中，并在美国发行。该专辑发行后，其收益全数捐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用于支援中国抗战。

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林卉（受访者提供）

　　回顾抗战文艺发展，林卉认为，这部影片开创了群体英雄叙事的先河，《八百壮士》《塞上风云》等影片都受其影响。同时，聂耳谱写的、融合劳动号子与进行曲风格的《大路歌》《开路先锋歌》，其节奏和精神也融入了后来的《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等经典。《大路》和《大路歌》筑起的，不仅是一条银幕上的军用公路，更是一条用血肉、勇气和艺术共同铺就的，通往民族自由的精神之路。

　　策划：李方舟 董大正 任子薇

　　采写：任子薇 董大正

　　视频制作：董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