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中华儿女不分阶层、不分职业，众志成城，共御外敌。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到文艺宣传的阵地，从物资保障的后方到秘密情报的战线，万千力量汇聚成不可阻挡的民族洪流。历经岁月洗礼而留存至今的抗战信物，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精神的传递者。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荔枝新闻推出《抗战信物·时空对话》系列报道，以“信物”为媒，邀请当代青年与抗战亲历者的后人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探寻跨越时代的青春信念。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提到抗战，就不得不提起这首脍炙人口的《游击队歌》。这首诞生于1937年战火硝烟中的抗日战歌，由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作词作曲，刻画了游击队员机敏勇敢的形象，一经唱响便迅速传播，激荡人心的旋律传唱至今。

    如今，《游击队歌》的手稿静静珍藏于中共一大纪念馆。泛黄的纸张上，刻进纸背的笔迹仍清晰可见。

    为了探寻这首传世抗战歌曲背后的故事，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林瑞沣走进贺绿汀旧居，倾听贺绿汀的女儿贺元元讲述这位上音老院长的诸多往事和《游击队歌》的创作经历，一道回望那段被音符和信仰共同镌刻的历史记忆。激昂旋律的背后，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也映照着贺绿汀作为“人民音乐家”的信念。

    “我们家乡在湖南邵阳邵东乡下一个很偏远的小山村，祖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是家里最小的儿子。我三伯贺培真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跟毛主席是同班同学。我父亲经常去看我三伯，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接触了一点进步思想。三伯到法国留学后，留下来很多五线谱教材，我父亲如获至宝。”贺元元说。1923年，贺绿汀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长沙岳云学校，正式开启音乐人生。

    1926年，英国军舰在四川制造“万县惨案”，激起各地民众怒火。贺绿汀带领三十余人点火焚烧了设在邵水边上的英国公司煤油库。同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爆发，贺绿汀随教导团参战。不会打仗，他就帮机枪手装子弹。起义失败后，他随部队撤退至海丰县城，留下担任东江特委宣传干事，画宣传画，写下了人生中第一首革命歌曲《暴动歌》：“兵工农，兵工农，起来大暴动；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大成功！”

    “有一种说法是说《暴动歌》是贺老后来创作《游击队歌》的前奏曲，您怎么看？”聆听着贺绿汀作为革命音乐家的成长历程，林瑞沣问贺元元。

    “我父亲在广东是亲自上战场的，《游击队歌》也是他亲眼看着那么多战士冲锋陷阵，看到那么多难民在逃难，亲身体会才能写出流芳百世的歌曲。”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贺绿汀加入上海文艺界组织的抗日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宣传抗日。他一路从南京到山西，目睹战火中的百姓流离失所，也见证了无数战士浴血奋战。贺元元回忆，有一次在前线宣传到一半，警报就拉响了，父亲和队员们只能躲进防空洞，外面是不绝于耳的轰炸声和机关枪扫射声。

    在山西临汾，八路军炮兵团的将士们告诉贺绿汀，部队从陕西出发时还没有炮，如今这些都是缴获日军的或者阎锡山部队南逃时丢弃的炮。“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句关键的歌词就这样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在战地的油灯下，贺绿汀一夜之间写下《游击队歌》。1938年，在八路军高级干部晚会上，贺绿汀指挥演剧队第一次表演了《游击队歌》。没有乐器，戏剧家欧阳山尊就用口哨伴奏。尽管演出条件简陋，但歌曲本身却引发了在场所有人的强烈共鸣。

    很快，《游击队歌》就在华北各敌后根据地传唱开来，并迅速流传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点燃了全国军民捍卫国土、痛击日寇的决心。

    《游击队歌》的感染力也跨越了国界。在晋察冀根据地，一位外国医生在行军途中，经常哼唱起这首歌，他就是白求恩。美国记者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在其著作《中国的双星》中多次提到这首歌曲。

    而这种感染力并未随时间削弱，贺元元回忆起一件往事，“1999年我父亲去世以后，我随单位到成都去演出。吃饭的时候旁边有一桌不认识的人，当他们知道我是贺绿汀的女儿，都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游击队歌》。我当时感动得眼泪都要流下来了，我说，谢谢你们没有忘记我父亲。”

    “音乐它可以是武器，可以是射向日本鬼子的子弹。它可以关系到人民的幸福生活，祖国的命运和发展，这是最重要的。”贺元元说。

    今天，《游击队歌》的旋律仍在校园、舞台、纪念活动中响起。从山野到城市，从战时到和平，它跨越时间与空间，依然唤起人们心中最深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