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全局的高度，提出“加强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监督检查，完善综合性法治评价工作机制”。《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6—2030年）》进一步将综合性法治评价纳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机制。这标志着法治评价已由专项评价工具跃升为规范权力运行、校准政绩导向的制度载体，将法治成效作为衡量干部政绩的刚性标尺，从考核源头校正政绩观偏差。立足新的定位，亟须通过指标体系重塑、评估方法革新、评价主体重构等举措，构建科学化、法治化的评价机制，以鲜明的考核导向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一、锚定为民导向，重塑优化指标

　　针对实践中一些地方过程性指标占比偏高、结果性实效指标权重不足的问题，应全面清理和压减台账、发文、会议、签到等形式化指标，扩充可核验、可溯源、重实效的刚性指标。其一，健全法治获得感满意度板块。依托执法现场扫码评价、政务热线回访等方式，畅通群众打分、反馈渠道；以行政复议实质性纠错率、诉讼整改落地率、调解协议实际履约率为核心评判依据；紧盯征地拆迁、社会保障等高频涉法领域，考核信访重复发生率、新发矛盾同比降幅，聚焦选择性执法、多头检查、维权难等营商环境和民生诉求痛点。其二，设置依法履职实效考核板块。取消场次频次、材料数量等计分项，重点核查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落地成效，考核党政负责人出庭应诉、问题整改、履职纠错情况；通过案卷抽查、投诉回访综合评判执法程序、裁量标准、投诉处置闭环成效。其三，设置长远潜绩专项考核板块。聚焦基层常态化治理、矛盾前端预防，将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纳入跨年度综合考评，以群众依法维权占比提升、违法案件发生率下降作为全民法治素养培育评判标准，引导干部深耕利长远、固根基的法治工作。

　　 二、扎紧制度围栏，革新评估流程

　　面对数据采集依赖自报自评、年终集中考核催生突击迎检、整改缺少刚性闭环等问题，应打破年终一次性集中考核模式，依托数字技术实现实时监测，同步完善评估反馈、整改督办的闭环管理体系，持续提升法治评价的精准性、客观性与制度约束力。其一，传统考核机制往往在特定时间节点一次性集中实施，评估时点固定、评估路径可预测，极易引发被评估主体的迎合行为。对此，一方面应考虑建立“季度专项评查+年终综合核验”双轨评估机制，提高动态考核权重；另一方面，应设置负面清单，列出禁止行为。其二，搭建统一法治评价数字化平台。自动对接政务服务、行政执法、法院审判、信访热线等业务数据库，核心考核数据无感抓取、全程溯源；暗访记录、群众评议、业务数据实时上链存证，并建立大数据反向校验机制，自动比对单位自报成效与网络舆情、企业投诉、司法纠错数据，偏差过大立即启动专项复核。其三，推行无痕核查把握真实情况。通过消除考核信号的提前传导，最大程度降低评估活动对基层正常工作的干扰，真实还原基层法治建设的常态面貌，实现无需准备、不被干扰的真实评价。

　　 三、凝聚多元合力，重构评价主体

　　针对部分评价存在行政系统内部循环、群众与市场主体缺乏实质性参与渠道、自评失真难以制衡等问题，应破除行政系统内部封闭考核闭环，构建党委统筹、部门考评、人大政协监督、群众评议、市场主体反馈、司法机关核验“六位一体”评价共同体，实现评价视角全覆盖、评价结果更客观。其一，强化党委统筹与人大政协监督联动。党委依法治办联合组织部门牵头专业考评，聚焦党政主要负责人法治第一责任人履职、重大决策依法运行情况，将评价结果嵌入干部选拔任用、日常监督全链条；同时充分发挥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作用，把执法检查、法治专题调研成果直接纳入考核计分，弥补内部考核监督盲区，压实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其二，畅通群众评议与市场主体独立测评渠道。执法扫码、信访回访评价数据直达考核平台，无需基层审核过滤，真实反映群众法治感受；由工商联联合第三方独立开展涉企测评，消除企业因监管从属关系不敢如实评价的顾虑，客观反映营商法治短板，让评价结果真正体现民心民意与市场诉求。其三，依托司法数据核验制衡自评失真。将行政诉讼败诉率、行政公益诉讼、检察纠错建议落实情况直接纳入考核，以司法客观数据制衡自评失真问题；同时整合司法机关办案数据、第三方核验结论、企业群众反馈，形成多维度交叉验证体系，确保评价结果真实可信、经得起检验。

　　 四、压实刚性约束，强化结果运用

　　针对评价结果与干部任用脱节、对潜绩缺少正向激励等问题，须把评价结果转化为校正政绩观的硬约束，引导干部兼顾显绩与潜绩。其一，建立全链条整改闭环。考核结束后整合多元主体数据形成专项评价报告，清晰列明短板与佐证依据，下发个性化整改清单，明确整改时限、责任人并抄送组织、纪检部门备案；整改全程台账动态更新，考核组联合第三方开展“回头看”，整改不达标实行挂牌督办，未彻底解决不予销号。其二，细化正向激励导向。明确法治评价在年度绩效考核中的加分权重，考核结果作为干部评优评先的参考。在此，应将相关考核结果、正向激励建议，同步抄送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纳入干部个人政治素质档案、成长档案，提升法治政绩的激励“含金量”。其三，完善精准问责机制。明确问责的标准、流程和边界，严格区分干部在法治建设中的无心失误、履职不当与故意失职失责，实现梯次化问责、精准问责、刚性问责。由此，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实现法治评价与正确政绩观双向赋能、良性循环。

　　 本文系中央组织部批准同意的2026年度重点课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完善科学规范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研究”及机关党建研究杂志社2026年度课题“完善综合性法治评价工作机制推动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阶段性成果

　　 （刘雁鹏 吕艳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